pwqqs 例如阅读仁人志士的传记，即恰如闻伯夷之风，就是养志的一种具体方法，同时也是下文要讲的集义的一种方法。
熊十力对唯识的重新诠释是他在《新唯识论》（1932）的前半部中提出的。【11】关于华严宗如何使用水波喻的详细阐释，可参看Brook Ziporyn，Beyond Oneness and Difference:Li 理 and Coherence in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and Its Antecedent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3，pp.235-241. 桑雨（悉尼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学术研究员）来源：《船山学刊》2023年第3期 进入专题： 熊十力 佛学 众生同源 万物一体 体用不二 唯识学 。
（参见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一九三二年），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2卷，第33页）从真谛的层面上来说，境和识都不存在，现象宇宙中只有无止尽的转变（即生灭）。前者阐明了事（现象）和理（本体）互相关联的多种形式。【4】关于熊十力的这个两层体用系统，详见桑雨:《熊十力早期哲学思想中的两层体用系统》，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11辑，长沙:岳麓书社，2020年，第457—500页。转复宁息推求，旷然自喻，吾生之富有，奚由外铄。据熊氏所述，他在1927年去南方之前就已经完成这部著作的前半部分内容了[7]9 ，而这个时间大约就是他停止撰作《唯识论》的时间。
【2】在《唯识学概论》（1926）中， 他清楚地表明，每一个有情都具有自己的大用/恒转/功能，而非与其他众生同源共本。熊氏将第一个要点称为圆满义，第二个称为交遍义。这种以政治、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专家之学，不再将通经致用作为学术追求，人知训诂而不知经，断析其言而不顾理，散而为章句，窃而为进取之术……甚哉。
以典章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六经》确实专在治迹，而对心性工夫缺乏重视。欧阳修曾感慨道：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问题在于，《四书》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吗？这就需要对《四书》体系中每一部经典的内容与功能进行简要分析。因此，他们对儒佛分工的理解和定位，最终只有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转化为王朝的集体意志，才能实现其目标。
后来宋真宗作《感应论》，主张依佛修心……依儒致仕可也，宋孝宗撰《三教论》进一步强调以佛修心……以儒治世。不过，正如章学诚指出，《六经》是孔子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而形成，因此其内容偏重于典章制度的层面。
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四书》以《大学》为首。他一方面承认儒家在治世层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所真正要表明的则是佛教在治心层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庸》在《四书》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这种儒家心学又自觉地与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的禅宗心学或发明本心式的禅学化儒学区分开来，因此朱子强调吾道之所寄，不越于语言文字之间，并自觉地将这种心学建立在《四书》等经典文本之上，而没有试图像禅宗或陆王心学那样废除经学、解构经学，而是更新、重建经学。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另一方面，传统经学又无法为治心与治世的贯通提供依据，这就决定了儒家的经典体系必须加以更新。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
朱子进一步将道学阐释为一个以治心工夫的必要性、具体进路与现实效验等为一体的工夫体系。余靖曾指出：今之《礼》经，以郑注为正，而康成释祭之文，前后驳杂……康成最为明礼，而于禘郊之义不能尽之，故其释《祭法》……首尾纷孥，自相矛盾。
来自佛教的挑战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便以擅长心性义理之学为其特质。以操存、涵养为具体指向，使得《论语》具有切己的特点，从而与汉唐经学的考据、训诂之学形成根本的差异，它为个体的修身成德提供了根本的指引与担保。
因此，政治主体只有按照这一心法进行自我修养，才能够探渊流而出治道，从而跻之尧舜之盛。因此，他们对儒佛分工的理解和定位，最终只有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转化为王朝的集体意志，才能实现其目标。这种以政治、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专家之学，不再将通经致用作为学术追求，人知训诂而不知经，断析其言而不顾理，散而为章句，窃而为进取之术……甚哉。而这一工夫体系，是尧、舜、禹相传之密旨，是千圣相传心法之要。以典章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六经》确实专在治迹，而对心性工夫缺乏重视。佛教对于儒佛分工的处理，其背后的动机还是要在政治层面为自身争取相应的地位。
北宋的契嵩更为明确地指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这也是《四书》能够取代传统经学而成为宋代之后儒家经学核心的根本所在。
《孟子》的升格是唐宋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则意味着，《大学》的工夫涉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多个环节，从而为修身成德提供了具体的为学次第，学者只要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即按照《大学》所规定的进路做工夫，则不会陷入佛教的无实与汉唐经学的无用之误区。
另一方面，亦如庄子所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表明了《六经》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
由此可见，佛教所确立的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分工模式已在宋代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在《六经》体系中，《论语》不过是一部传记。《四书》的成立及其意义正如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言：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后来宋真宗作《感应论》，主张依佛修心……依儒致仕可也，宋孝宗撰《三教论》进一步强调以佛修心……以儒治世。
宋初的赵普曾劝宋太祖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赵普的这一说法，可以看作是宋代的祖宗之法。问题在于，《四书》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吗？这就需要对《四书》体系中每一部经典的内容与功能进行简要分析。
更为重要的是，在《六经》被列为官学之后，经学研究开始走向职业化。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
另一方面，也表明儒家是以治世为根本指向，从而与佛教的治心之学具有根本的区别。他一方面承认儒家在治世层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所真正要表明的则是佛教在治心层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书》这一新经典体系的确立，正是要承担这一双重任务，而任务的核心就是如何为治世提供一个合理的治心工夫。在朱子看来，只有《中庸》所提供的治心工夫，才能够真正实现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从而不会陷入佛教的治心而外天下国家，并为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提供心性层面的担保。生民不见六经之用久矣。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一方面是说《大学》并不仅仅停留于佛教式的心性领域，而是将其所处理的问题放在身—家—国—天下这一儒家思想的根本结构之中。
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然而，汉唐经学虽以礼乐之用为急，但经学家们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却难以满足政治治理的需求。
另一方面，这一新经学虽然以解决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为总体指向，从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但《大学》明确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朱子也强调圣人作个《大学》，便要使人齐入于圣人之域。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唐宋时期，特别是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那里，《四书》突然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呢？这就需要对《四书》成立的背景与意义加以考察。
自汉代之后，《六经》被列为官学，而汉唐经学由此形成。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用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进一步概括《大学》的特点。
